义和团VS李鸿章：谁更爱国？（2 / 2）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引用并归纳李鸿章的事迹，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国家落后必然挨打，打则必输，输则必割地赔款，割地赔款必有条约签署人李鸿章就是这个代表落后国家必然命运的一个人格化象征然而如果不是李鸿章而是他人担任这个人格化象征，中国输得会多由此引申的一个看法是，即使都是爱国，我们也应该从结果而不是动机上判断谁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有益些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说义和团了

义和团的爱国热情是无庸置疑的这样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宗旨、源自民间的群众性武装运动，是晚清时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一个产物，也是人民群众显示力量，参与历史创造的一个生动实例

但是，义和团运动的行动特征和结果是很不好的

义和团运动思想简单、愚昧，行为过火、野蛮，不但要杀尽一切洋人，而且夹杂着打砸抢这个发源山东、蔓延河北、用封建迷信、反动的会道门形式组织起来的运动，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它的口号、思想和理念都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当时的科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他们还相信神鬼附身、刀枪不入，搞龙头大哥，象黑社会一样

义和团为当权者所利用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义和团可以为我所用，先剿后抚，于是义和团也就将自己的口号改成“扶清灭洋“了结果义和团运动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变成了清朝糊涂的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一个工具

被清政府收容的义和团，不但在山东烧教堂、杀洋人，而且于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横行京津，路遇行人，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发现穿制服的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也乱刀砍死

义和团在北京攻打教堂与使馆，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秘书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慈禧继而对列强宣战，终于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义和团完全是一个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以封建迷信为武器、具有极大盲目性的群众运动群众的狭隘再加上统治者的愚昧，便以杀洋人、烧大使馆的鲁莽行动，招致列强武装入侵，中国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并以此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义和团的行动，对于摇摇欲坠的国家命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里我们就看到，面对救亡图存、振兴国运的同样的任务，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和路经：一种是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决不轻构衅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对外开放，师夷之技，徐图发展，待国家强大，再与列强争锋；一种是愤而挺身，揭竿聚众，乱杀一气，逞一时之快，不计后果，最后引火烧身，其灭亡

辛亥革命的先驱邹容先生在1903年写下了著名的檄《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国际政治地位自然不可与当年晚清同日而语，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和台湾问题，再加上国际矛盾与国内社会问题的交织，就呈现了一种为复杂的局面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人民群众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要走向偏激和狭隘，不要形成义和团式的盲目运动；二是某些统治者不要在社会矛盾尖锐时，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旗号，以对外战争来转移这种矛盾其实，中国的国力军力还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战争特别是，这场战争是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为代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还需要贯彻邓小平先生的二十字外交方针（当然，某些调整是必要的）从这点说，我倒是希望国人对中国政府多些理解与支持同时，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尽快实行政治改革，以真正使中国很快强大起来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时被刺他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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