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VS李鸿章：谁更爱国？（1 / 2）

在爱国的大旗下比较义和团和李鸿章，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笑话：前者是历史公认的爱国运动，后者是众人切齿的卖国贼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人们开始对过去似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开始了重的审视，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的视角观察，或许就有了的看法与结论义和团和李鸿章也被纳入了这种重审视的视野，部分观察者也提出了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还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我们要指出，义和团运动和李鸿章个人同处一个时代――晚清末期，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一个是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并得到朝廷支持的、反对洋人的群众武装运动，一个是朝廷主和派首领之一，主张对洋人要忍让，委曲求全，本人也就因此被义和团列为“汉奸”而欲杀之；特别是，在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危在旦夕后，李鸿章一方面拒不奉诏出兵勤王，一方面却以老病之身出面收拾残局，代表中国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外强签署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之一

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如主和拒战，兵败甲午，出使敌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卖国的事，都是李鸿章出面干的，或者说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世之成见认为：义和团之爱国，李鸿章之卖国，就在于此

我的观点是：李鸿章其实也是爱国的但他是以另一种方式爱国的从结果来看，如果不说他爱国，也应说他比义和团对国家有贡献

电视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曾有的刻画，但全面、真实、深入地反映李鸿章本来面貌的，是今年四月发表于《南方周末》的王树增先生的章《李鸿章之死》简要归纳该的观点，说李鸿章爱国，有以下诸点佐证：

一是李鸿章对国家现状和前途有清醒、开放、切实的认识在晚清内忧外患、政治、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化上侵蚀着中国，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王树增先生感叹：“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在对外开放中，李鸿章坚持开放与主权并重李鸿章访问美国，答记者问时说：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李鸿章对言论自由也有前瞻的见解在同一场合回答记者问时，他竟说出：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明的方式了

这些话，在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后，读来也觉震撼

二是李鸿章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之一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李鸿章为大清国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三是当国家危亡之际，李鸿章有独立于众人的见解和甚至大逆不道的勇敢行为，保护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如他当甲午海战前，朝野皆谓日本国小不足畏，故全国主战，唯独李鸿章深知其强盛，而中国海军费用支绌，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修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舰，未置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设备也多不完全，“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结果甲午一战，自称世界第六的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虽然李鸿章的个人意见即使被采纳，并不能消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但起码不会招致如此大的损失

又如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天津，进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四是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在朝廷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的态度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朝廷仓惶西逃，无奈又请李鸿章从广东回京与侵略者谈判李鸿章不顾家人劝阻，以老病垂死之身与列强周旋，折冲尊俎，力排众议，在保全国家体制的前提下，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甫定，他便吐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