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2 / 2）
“素豪迈，负气敢言”“博能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说话连唾沫星子都喷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可见其情状
一次因为承天门发生灾祸，明英宗于是让他起草一篇章，好“敕谕廷臣”，结果岳正在这篇章里用皇帝的第一人称的语气，极尽夸张耸人听闻之能事，把明英宗的统治骂了狗血喷头，面无人色，好象在明英宗统治理下国家真的暗无天日一样不妨把这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一下
“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征调多方，军旅劳欤？赏赉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幸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阘茸酷暴，贪冒无厌，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此皆伤和致灾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
这篇章一出来，顿时成为奇观，举朝传诵这篇皇帝自己骂自己，自己抹黑自己的章明英宗自己看了之后，当然是气的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先把岳正调出内阁，然后又把他“谪钦州同知”，后来政敌又乘机编制罪状，说他曾经夺占了公主的田地（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于是又“戍肃州”等到明英宗气消了，平静下来，觉得岳正这人其实不错，明史中记载明英宗“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于是又把岳正放回故乡去了不妨提一下，岳正的生兼女婿就是孝宗以及正德时期大名鼎鼎的李东阳
孝宗正德时期不必说，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官集团是演出一幕又一幕一浪高过一浪的向皇帝群集围攻的壮丽景象，往往是一次被强力压制下去，下次却以猛烈汹涌的势头扑过来，让皇帝叫苦不迭，无可奈何让皇帝上演了一次次向大臣哀告求饶，甚至行贿的喜剧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
“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用金子行贿大臣，以求得大臣支持自己意见的事情，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这次算是重演了），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简”，可见毛澄此人的确有过人处，否则不会有如此人格魅力，能在拒绝皇帝的要求情况下，还能让皇帝对他如此厚待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官集团也确实把嘉靖皇帝逼的太过，嘉靖软硬皆施，陪尽笑脸，说尽好话，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极致，却还是碰的头破血流
左东岭一段话说的颇生动“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贿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只有明朝才能出现的奇观了
“当嘉靖皇帝发现官集团的态度如此强硬，他的商议求情，竟然丝毫无济于事，也就不能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但无论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
痛哭流涕的哀求不行，甚至以避位辞职威胁还是不行，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还是不行最后还是动用权术，利用官集团的内部矛盾，调用张璁，桂鄂，以及一些王子弟，才打破官集团的铁壁，最终个个击破其实当初如果官集团能情理上通达一些，友好一些，做出点让步，也不至于和嘉靖彻底决裂，彼此都有制衡约束，当是最理想的选择
嘉靖虽然把官的气焰压下去了一个时期但等他一死，明朝官集团的势力马上就以汹涌的姿态卷土重来，大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架势，在万历时期，是逼的万历连立太子的权力都被剥夺
接下来就分析解答一下胡适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气的疑惑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在《明史讲义》中也作过一点分析他说明朝“气养成，……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这个分析当然不错，但仅仅是一部分的原因我以为还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明朝的士大夫大多有相当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或者说主人翁意识，这是造成他们有张扬的个性，以及敢于和皇帝对抗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来源于明朝是中国历史唯一一个比较彻底和完全的推行科举选拔制度的一个朝代，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最平等的选拔官员的手段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如何，都完全可能进入明朝权力机构的最中枢的位置，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的行列中来这就造成了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可以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和皇帝或和其他势力做最勇猛的争斗
而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实行的不彻底，所以往往权力的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多大关系，掌握在权贵门阀手中，唐代不用说了，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四分之一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途径”
至于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除了依靠瞒和骗的手段阿谀奉承的能耐苟活下去以外，是不可能有什么责任感的，反正真正对国家管理握有实权的都是那批满族权贵，官员所以只能象奴才一样软绵绵，不会表现出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尊严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这和明朝政治的公开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折上疏也好，皇帝的批示也好，都是公开的，政治公开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压力有了舆论的支持，官们也就敢于不计厉害得失，和皇帝斗争，敢于公开辱骂批评皇帝的过失，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因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他们仍旧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和抚慰
第三个原因，则是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明的传统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而活跃的思想又加剧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
首先明朝前期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程朱理，但这个程朱理并非象满清时期那样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它相当完整的继承了汉明中的一些精髓，比如儒家观念里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些民族化的精髓都是相当完整的保留下来，并被许多明朝士大夫真诚信奉的所以他们敢于为了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道理和一切势力相对抗，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
明代信奉程朱理的思想家吕坤的一句话有相当的代表性“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但到了满清时期，情形就改变了，虽然从表面上说，仍旧把程朱理，儒家说奉为官方说，但实际上已经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说所以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的批评满清统治下，焦循在他写的《雕菰楼集》卷十“理说”中，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的批评就足够能说明问题：
“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士大夫的共识，到了满清统治时期就变成了“邪说”，变成了“乱臣贼子之萌”，这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其次随着明代王的兴起，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张扬就朝着深入的方向发展
王阳明有一段话：“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引自《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已下门人黄雀曾录》）
如果我的灵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那么帝王权势之类当然就不在话下
王阳明又说“夫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孔子的是非都不在话下，那么皇帝的是非，或其他权势者的是非，当然不在话下王说到底根本就是一句话“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是“致良知”，不被任何外在强加的压力所改变，甚至也不为外在舆论所屈服，正如王阳明所说“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心邪”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如果道和不是朱子可得而私，也不是孔子可得而私也，那么当然就不是皇帝或其他势力可得而私
王阳明又有诗句“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阳明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区区一个皇帝当然就不算什么了
王阳明的思想传到了王左派，以王艮为创始人的泰州派那里，这种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黄宗羲在《明儒案》中评价王左派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不下时节”
王艮这个明代思想家是盐丁出身，后来靠贩盐有了钱，到孔庙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是人，那么孔子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当然也能做到
这个狂人思想家，狂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效仿孔子周游列国，做了一辆蒲轮车，然后车上挂起条幅“天下一个，万物一体……过市井启发愚蒙”，于是此人就这样以圣人自居，招摇过街，沿途聚讲，直抵京师，王阳明知道之后，都坐不下去了，后来让朋友，还动员王艮的父亲去把王艮劝回来
说实话王阳明受这件事情刺激是不小的，本来他本人以狂者自居，想不到他的生居然比他狂王艮回到绍兴以后，想见王阳明，结果王阳明“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门三日不得见”后来被王艮厉声喝了一句“仲尼不为已甚”，这件事情才算完（不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满清，王艮铁定是要被凌迟处死的，他的家人恐怕都逃脱不了斩首的命运，也只有个性解放的明朝，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王艮的思想同样是认为应该“把自我作为衡量事物的准则，而不能依据任何外在的东西”，但王阳明强调“心”，王艮却强调“身”，也就是“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他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应该说以后黄宗羲的关于大臣和皇帝关系的思想就是从这里抄袭去的
他的这种思想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是有“不为人臣的倾向”，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泰州派的何心隐干脆把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朋友”关系当成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主张其他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朋友基础上，父子应该是朋友，夫妻应该是朋友，君臣应该也是朋友，师徒应该是朋友，这样的主张，应该说完全是在王艮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王艮论述了为什么大丈夫“出则必为帝者师”，他说“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王艮以圣人自居，而他也果然被当时人物看成了圣人，万历四十二年，泰州后周汝登撰称他为“东海圣人”，他的弟子遍布天下，他死后，各地为其建祭祠有十四处之多，以一个完全平民而得到如此待遇，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王艮开创的王左派，门徒盛多，其后辈中也豪杰辈出其个性精神也愈趋于张扬，比如泰州后罗汝芳就提出了人应该顶天立地的思想，他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这里的“立人极于宇宙之间”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相对照，是不是非常相似，但王左派是提前了三百多年来提出这样的思想，所以难能可贵
王左派发展到何心隐，又达到了一个的高度，如李贽评论的那样，如果说王艮是条“见龙”，那何心隐就是一条“亢龙”，王艮还在说“出则必为帝者师”，何心隐则干脆完全否决了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他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那何心隐是怎么“出身以主大道”的呢？他先建立了聚和堂，根据左东岭的说法“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
“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
既然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那就难免和政府官方发生冲突矛盾，何心隐因为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且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被抓了起来，本来是要判处绞刑的，毕竟是人命官司，但何心隐又通过泰州派另一个成员程颜的关系，打通上层关节，结果就被释放出来被释放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活动
如此作为，也就难怪当时的著名人领袖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传》中攻击泰州后说“嘉隆之际，讲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其贪横之私，……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东越之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我们可以说明代时期，官士大夫都是有自己独立个性人格尊严的人而到了满清，则就只剩下彻头彻尾的奴才，象明代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绝对不可能看见的下面的一个事情应该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你猜乾隆这个暴君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彻底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纪晓岚这样的没有半点廉耻和人格尊严的奴才和倡优这样的情形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对照一下正德皇帝要下一个江南，被官集团层层阻挡的情形，正德皇帝本人也因为和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只能感叹一声是换了人间了，明彻底堕落成了野蛮<div style=disy:none>百度搜索泡书阅读最最全的小说
